知识经济春风扑面来

十年前，国务院批准在北京中关村建立中国第一个国家级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

现在，走进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处处感受到，知识经济犹如一股春风扑面而来。

在试验区，5657家新技术企业管理人员普遍认识到，随着知识经济的来临，获得竞争优势将主要靠知识；“知识资本”是创造效益的实际推动力。谁拥有并善于使用它，谁就可以取得成功。

用友软件集团总裁王文京说，他在1988年辞去中央国家机关公职，来到试验区创办软件服务社时，唯一的资本是过去所学的财经知识和计算机技术。一台电脑和一间9平方米卧室兼工作间，是借债解决的。“知识资本”在第一年创造8万元收益，为企业奠定基础，并在以后6年推动企业逐步成为中国最大的财务及企业管理软件生产基地。

同他经历相似的柯利华集团总裁宋朝弟说，他在清华大学取得硕士学位扔掉铁饭碗以后，除物理学知识、计算机技术和教学经验外，同样别无任何资本。从最初设计出“校长办公系统”，并用这个样品争取来60位中学校长的预付款将它开发成产品，到以后使企业成为中国最大的教育软件生产基地，靠的仍然是“知识”。

在试验区，并非电子信息产业一枝独秀。像清华同方集团、北京科电高技术公司、康拓科技总公司、“三环”高技术公司等一大批致力于新材料、新能源、新药物，乃至机电成套设备研制开发的新技术企业，同样靠“知识资本”创造出巨大收益。

北京科技咨询业协会和中国智密区研究所提出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在“知识资本”的强力推动下，十年来，试验区收入、产值、税金、利润、出口创汇等主要经济指标，分别以年均43．56％至50．77％的幅度高速增长，技术出口占北京市一半以上；占北京市工业总产值14％的试验区，对全市工业经济增长贡献率接近50％，成为北京新的经济增长点并对欧美日东南亚国家经济界产生极大的吸引力。包括IBM、惠普、三菱、松下、CE等跨国公司在内，迄今已有960家外国公司进入试验区设立研发中心、中国总部和开办企业。在联想、方正、四通三大集团带动下，试验区的一批新技术企业同时相继登上国际经济舞台，形成外国公司本土化和区内企业国际化并驾齐驱的新形势，为试验区融入国际经济，采摘世界精华，尽可能在国际范围内低成本配置资源，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知识经济这个词传入我国仅二三年，而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管理人员，十年前即开始有这方面的意识，并在实践中取得成果。这与中关村和试验区两个特殊环境综合作用有关。

两位致力于高新技术园区建设的国际知名学者，在阐述园区选址时说过：“在发展高新技术的第一个阶段，国家选择高技术中心的区位时，首都地区应是第一选择”。因为首都“最富有社会文化网络，集中着最高素质的劳动力”。

国务院选定北京中关村建试验区，正是看中中关村的“最高”、“最富有”。北京市科委主任邹祖烨说，中关村知识密集、人才荟萃、信息传递快捷、东西方文化交融、理工农医文商齐全，并有建试验区前由“电子一条街”奠定的科技与经济结合的基础。方正集团技术办公室主任王永达说：“离开这片沃土，也许就不会有方正集团出现，更不可能有集团的今天。”形象地讲，中关村地区的73所各类高等院校、230多个科研机构、280多个博士点、700多个硕士点、60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工程研究中心，及上千个单位自建实验室，如同深植沃土的一根根砧木，试验区内的数千家新技术企业，好比嫁接在砧木上的一根根枝条。十年辛勤浇灌，育出葱绿满园的知识经济幼芽，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

当年参与制定试验区政策的国家科技部司长石定寰说，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是继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办的。国家于1985年开始研究这个项目，目的是要探索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快速有效途径，解决科技与经济脱节问题。实践表明，这件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不可能做到尽如人意的。因此，从改善环境出发，国务院于1988年5月10日批准《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暂行条例》，制定18项政策措施扶持试验区。它与以后提出的配套政策和法规，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顺利进入试验区，开辟出广阔大道并营造起比较理想的环境。而知识经济同市场经济是结伴而行的。置身于这个环境的新技术企业管理人员，在十年前有一定的知识经济意识，不仅不足为奇，而且自觉地按知识经济规律办企业，是完全可能的。

5月10日，是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成立十周年。十年来，试验区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着重奠定基础。1992年5月15日，江泽民主席、李鹏总理到此视察工作后，试验区迈开新的前进步伐。

首先，从确保知识顺利转变为直接生产力出发，努力造就既掌握高新技术和科学管理知识，又具有较高创新能力的领导及骨干人才队伍。“造就”的方式尽管各不相同，最终确定领导及骨干人才的做法却大体一致。用联想集团董事长曾茂朝的话说，“在跑马中识马”。但与试验区外“识马”不同，这里的“识”，不靠伯乐，是凭业绩。设在广东惠阳的联想科技园，用不长时间发展成集团的重要产业基地，负责人陈国栋业绩十分突出。曾茂朝说：“尽管他人很年轻，资历很短，仍在最近把他提拔为集团副总裁。”同样理由，方正集团把年仅40岁的肖建国提为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并把一批30岁左右的年轻人提为各研究室主任。看一看选拔人才的起点，可知被企业作为领导或骨干使用的人才水平究竟有多高。起点定在大专文化以上。选人在8300名博士后、博士、硕士、38000名本科生和19000名大专生中进行。这部分人占新技术企业总人数的比例，同发达国家同类企业已差不太多，达到65％。其中的博士、硕士和具有中高职称的科技人员，普遍主持或参与过重点课题研究，不乏实践经验，有独当一面的能力。他们从竞争中脱颖而出，凭出众的业绩走上领导岗位。

一项调查表明，第二件大事办得同样漂亮。在自觉加大企业研究与发展投入，切实解决科技人员后顾之忧方面，试验区取得令人兴奋的成绩。从对比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统计表明，“八五”期间，全国研究与发展投入平均数不到0．5％，而试验区的研发投入占技工贸总收入比例竟高达8％。仅在1996年这一年，科技成果应用实现产值即超过25亿元。近几年，一些企业的投入上升到10％，少数企业提高到15％。投入达到20％的用友集团总裁王文京说：“在高新技术领域，常青树不多，昙花不少。在这个领域，每出现一次高潮，市场都将重新进行一次划分。只有在研发方面保持高投入，企业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据统计，高投入带来“二高”。一是知识对新技术企业经济贡献率高，试验区整体达到50％至80％；二是在全国53个开发区中，技术性收入占总收入比例最高，达到11．6％，比上海开发区高9个百分点，比产值总量名列前一、二名的苏州、青岛开发区，分别高11．5和11．4个百分点。

在不断加大研发投入的同时，“厚待人才”形成风气。现在，条件好的企业，科技骨干一般都有自己的三室一厅，上下班驾着自己的小汽车；条件差的企业，科技骨干的年薪一般都不低于外企员工。在多数科技人员物质待遇获得较好满足以后，追求高质量的精神生活，全身心投入工作成为试验区的时尚。